1567年，隆庆元年四月，江西分宜介桥村。一个八十七岁的老头死在祖坟边的墓舍里，没有棺木，靠人接济才活到这天。
他叫严嵩。
往前推二十年，他是大明朝的内阁首辅，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，旨意从他手里出。一百七十年后修成的《明史》把他写进《奸臣传》，和秦桧排在一列。戏台上他是白脸。
可最近四十年，一批明史学者在翻案。结论不是「严嵩是好人」，是更麻烦的一种：我们骂了四百年的那个严嵩，有一半是别人写出来的。
分宜县一个穷书生
严嵩，字惟中，号介溪，江西分宜人，成化十六年（1480）生。家道已败，日子靠母亲娘家接济。
八岁知县把他送进县学，学费全免。十九岁中乡试第十六名。二十五岁中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进士，全国第五名，点庶吉士。
然后他做了件很不划算的事。母亲去世，自己又大病一场，他辞官回分宜，在钤山读了十年书。那十年刘瑾权倾天下，官员争着攀附，他躲在山里写字。
《明史》骂了他四百年，可连这本书也得写一句：「为诗、古文辞，颇著清誉。」
1516年经杨廷和举荐复官。1528年奉命祭告显陵，回来报告说路上「石产枣阳，群鹳集绕」。皇帝大喜。
他看明白了，这位皇帝要的不是治国的方案，是天意的证明。
跪在夏言门口的那顿饭
1536年他进京任礼部尚书，首辅是同乡夏言。笔记里记着一件事：严嵩设宴请夏言，夏言推辞不来，严嵩就跑到夏府门口，撩起袍子跪下了。
真正把他送进内阁的是青词，斋醮烧给上天的骈文，满朝写得最好的就是他。六十岁的人日夜守在西苑板房，皇帝赐他一枚银印：忠勤敏达。
1542年入阁。1548年夏言被斩，他成了首辅。
那个「小丞相」
他儿子严世蕃，《明史》写「短项肥体，眇一目」，脖子短，人肥，一只眼瞎。但这人极聪明，皇帝手诏递来，扫一眼就知道要什么。当时人说：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，严嵩不能一天没有他儿子。
贪墨是真的，有账。1558年朝鲜使臣到北京，回国写进《明宗实录》：严嵩「威福在手，生杀惟意」，官爵高下「在银多少」。外国人的旁证，不是政敌的弹章。
1565年抄家的籍册也在：黄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余两，白银二百零二万七千余两，房屋六千六百余间，田二万七千余亩。
所以翻案的人也不否认他贪。
一场火，一句话
1561年五月，妻子欧阳氏去世。严世蕃按制守孝，进不了西苑替父亲拟稿，在家喝酒，父亲急信压着不回。皇帝问话等不来答复，严嵩只好自己写，越写越不对路。
半年后永寿宫失火，皇帝搬进又小又潮的玉熙宫。群臣主张搬回大内，嘉靖问严嵩。三大殿在修，国库空；劝回大内又犯忌，壬寅宫变之后皇帝死活不住大内。他说，陛下暂住南宫。
南宫，正统年间景帝软禁英宗的地方。
皇帝当场翻脸。次辅徐阶接过来，用三大殿剩的木石一百天修好万寿宫，大权到了他手里。他又找了个会扶乩的道士蓝道行。有天乩笔在沙盘上写：「今日有奸臣奏事。」恰好严嵩的密奏送到。
1562年，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。严嵩罢官，严世蕃下狱。
他死在一个编出来的罪名上
严世蕃判流雷州，半路跑回老家，照样大兴土木。袁州府推官郭谏臣去严府办事，被严家监工扔了瓦片。罪证报上去，罪名成了「聚众练兵谋反」。
案子到三法司。刑部尚书黄光升拟的罪状，是严世蕃害死杨继盛和沈炼。
徐阶把稿子拦下。他说，这两案旨是皇上下的，拿这个定罪，等于说皇上杀错了人。然后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份早写好的判词：严世蕃勾结汪直，外通日本，内聚亡命数千，图谋不轨。
严世蕃一听，喊了句：「必死矣。」
1565年，严世蕃与罗龙文弃市，严嵩削籍抄家。张居正后来主修《世宗实录》，写得很冷：该定「奸党」，不该定「反贼」；三司「拟以谋叛」，「悉非正法」。
那二十年，谁在掌权
《明史》的断语只有八个字：
无他才略，惟一意媚上，窃权罔利。
——《明史》卷三〇八·严嵩传
关键在「窃权」两字。嘉靖朝有个叫范守己的官员，在徐阶处看过皇帝的手谕和改过的旨稿。他说，人们讲阁臣拟旨就是擅权，不是这样。
见其所拟，帝一一省览窜定，有不留数字者。虽全当帝心，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……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。
——范守己语，见谈迁《国榷》卷六十四
一个连自己拟的旨都保不住一个字的人，「窃政二十年」这话得打折。还有两件事对不上：他推荐欧阳必进做吏部尚书，三个月被皇帝赶走；义子赵文华忤旨获罪，他救不下来。
更要紧的是《明史》的来路。嘉靖朝实录是徐阶开局、张居正修完的。《明史·严嵩传》又大量采用王世贞的稿本，而王世贞的父亲王忬，1560年被皇帝下旨杀掉。
忠奸这套叙事是从戏台上长出来的。嘉靖末年就有传奇《鸣凤记》写杨继盛斗严嵩，此后四百年，弹词、评书、电视剧一层层往上刷。向燕南、余茜有一篇《明后严嵩时代的史学生态与史学文本中的严嵩》，查的就是官修、私修两条线怎么写他的。
翻案的声音不新。清代李绂在明史馆就主张严嵩不该进《奸臣传》。1980年苏均炜发表《大学士严嵩新论》，认为他既有媚上的一面，也有知人善用的一面，比如支持胡宗宪平倭。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另记一笔：「为德于乡甚厚」。
连那块匾都不是他的
北京前门粮食店街的六必居挂一块金字大匾。老北京说，严嵩写的：六个合伙人请他题字，他嫌「六心」不吉，在「心」上加一撇，成了「六必」。
但这故事靠不住。1965年邓拓就提出疑问，这些年北京的文史研究者查下来，匾大概率不是他的，六必居开业也要晚到康熙年间。
抄家抄出两百万两白银的人，在北京街头留下的东西可能一样都没有。剩下的是《明史》里那八个字，和戏台上那张白脸。
我不敢说他是好人。他贪，儿子更贪，他包庇过人，也在关键时刻选了最省事的路。可一个罪名是政敌拟的、证据是编的、史书是仇家修的，这事至少该让人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