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部古装剧我印象很深。主角清早出门，客栈的桌上已经摆好了粥、馒头、四碟小菜；中午进了城，找家酒楼，二两酒、一盘牛肉；天黑了回到住处，又是一桌。
弹幕里一片羡慕，说古人这日子过得比我们强。
我看的时候只想到一个问题：他们哪来那么多顿饭。
上午一顿，下午一顿
「一日三餐」这四个字，我们从小听到大，听到以为它天经地义。可它在中国的多数地方成为日常，是相当晚的事。往回数两千多年，中原人一天只吃两顿。
第一顿叫朝食，也叫饔，在日出之后、上午九点以前，古人管这段时间叫「食时」。第二顿叫餔食，也叫飧，在申时，差不多下午三四点。《说文解字》给「餔」下的定义就六个字：「餔，申时食也。」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局部 · 五代顾闳中 · 故宫博物院藏（公共领域）
两顿的分量不一样。朝食是正餐，得吃饱，因为吃完要下地。飧这个字本身就有「食之余」的意思——下午那顿，多半是早上特意多做出来的饭，热一热吃掉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里那句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，饔飧而治」，说的就是贤人该跟百姓一起种地、自己烧饭。
《左传》里还有个更狠的场面。成公二年，齐晋在鞌地开战，齐顷公早上轻敌，撂下一句「余姑翦灭此而朝食」——先让我把这帮人灭了，再回来吃早饭。说完马都不披甲就冲出去了。
余姑翦灭此而朝食。
——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
这句狂话反过来证明了一件事：「朝食」是一天的头一顿，也是开打前得先垫一垫的那顿。要是当时兴三餐，他大可以说「灭此而午餐」。
再往前，商代也是这样。甲骨文里有「大食」「小食」两个记时的词，一在上午，一在下午。睡虎地秦简的《仓律》《传食律》，给官吏出差定的口粮标准也按一天两顿算。
吃几顿，是身份
两餐是底子，但不是所有人都只吃两顿。吃几顿这事，礼制上是有规定的，而规定照着等级排。
东汉班固编的《白虎通·礼乐》把这事讲得很直白。天子一天四顿：平旦食、昼食、晡食、暮食，配四方、四时；诸侯三顿；卿大夫两顿。原话后面还有一句，说种地的平民「职在耕桑，戮力劳役，饭即食，饱即作，故无数」——饿了就吃，饱了就干活，没有固定顿数。
平旦食，少阳之始也；昼食，太阳之始也；晡食，少阴之始也；暮食，太阴之始也……诸侯三饭，卿大夫再饭，尊卑之差也。庶人职在耕桑，戮力劳役，饭即食，饱即作，故无数。
——《白虎通·礼乐》
西汉初年，普通百姓照旧两顿。晁错给汉文帝上《论贵粟疏》，里头有一句：「人情，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」一天吃不上两顿就饿，一年不做件新衣就冷。他拿这个当常识讲，那就是当时过日子的底线。
人情，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
——《汉书·食货志》
所以「一日三餐」在古代首先不是习惯问题，是待遇问题。你能吃几顿，跟你是什么人有关。
那桌上到底有什么
说完顿数，说内容。影视剧里更离谱的一点，是不管什么朝代、什么人家，一摆就是一桌子鸡鸭鱼肉。
这个误会，读一句《孟子》就能破。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」——七十岁的人，才吃得上肉。孟子讲王道，把「让老人吃上肉」当成理想社会的指标。要是肉随便吃，这话就没法说了。
先秦两汉普通人的日常，是粟米饭配菜羹，加一点豆叶、野菜、腌菜。《礼记》里讲「庶人无故不食珍」，没有由头不吃好东西。肉是祭祀、过节、待客才上桌的。汉代人养猪养鸡不算少，但那是家底，要拿去换钱、缴赋、办红白事，不是天天切一盘自己吃的。
到宋代，城里的肉食确实多了。汴京夜市上，旋炙猪皮肉、盘兔、野鸭肉，几十文就能买一份。但这只算都城和富庶州府的账，摊不到所有种田人头上。
第三顿是怎么冒出来的
从两顿到三顿，中间那顿最初不叫饭，叫「点心」。
唐代以后，城里开始有人两餐之间垫一口。唐末五代敦煌的账册文书里，能看到加小食的记录。到宋代，这个习惯在都城里长出了根。
宋代有个别的朝代没有的条件：夜市。北宋初年朝廷还管夜禁，宋太祖乾德三年下令开封府，「京城夜市，至三鼓已来，不得禁止」。这道命令本意是放宽一点，结果一放就收不住。到北宋末年，孟元老写《东京梦华录》，记汴京马行街一带：
夜市直至三更尽，才五更又复开张。如要闹去处，通晓不绝。
——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三「马行街铺席」
三更收摊，五更又开，中间只歇两个更次。夜市上卖什么，孟元老记得清楚：胡饼、和菜饼、灌肠、猪胰、獾儿野狐肉、果木翘羹、香糖果子。冬天大风雪也不歇。
有了夜市，晚饭就往后拖；睡得晚、起得早，中间自然要多垫一顿。加上城里的手艺人、店伙、脚夫全凭力气吃饭，两顿顶不住。第三顿就是这么一点点从「点心」熬成正餐的。
但要说宋代人普遍一天三顿，那不对。宋史学者程民生算过宋人的生活开销，结论是宋人「每天仅早晚两餐，官员士人概不例外」，当时的说法叫「二膳」。宰相张商英七十四岁给人写信，说自己「早晚食米一升，面五两，肉八两」，一天就这两顿。还有人写诗自嘲：「只把鱼虾充两膳，肚皮今作小池塘。」
三餐真正在普通人家站住脚，要到明代，而且得加个限定：江南。明人陈宝良研究明代社会生活，说江南人家「朝夕亭午，每天均以三餐为足」，不光官宦人家待客如此，工匠、佣工之家也这样。有钱、有活干、有市镇，三样凑齐，第三顿才稳。
到清朝，很多人还是一天两顿
清朝皇帝一天也只吃两顿正餐，叫「早膳」和「晚膳」。看乾隆南巡的膳单，早膳在早上六七点，晚膳在下午一两点。他下午两点就把晚饭吃完了，剩下的时间是点心、酒膳，不算正餐。
民间更不用说。1875年，日本人曾根俊虎在天津一带游历，记下当地人「饮食大概一日两次」，跟上海一样。往西往北，同类记载一大把。有些地方一直吃到二十世纪，还是一天两顿。
所以「一日三餐」的普及，不是唐宋哪一年颁布的一条规矩，是粮食产量、市镇商业、照明和作息，一样一样挪过来，挪了几百年才成的事。真正让全国多数人固定三顿，得算到近代，甚至二十世纪中叶以后——粮食够了，工厂和学校的钟点统一了，三顿才有了制度上的保证。
回到开头那部剧。它错得其实不算离谱，它只是把明清江南富户的桌子，搬进了所有朝代、所有人家的屋里。真正过日子的古人，天不亮下地，上午九十点吃第一顿，下午三四点吃第二顿，天黑就睡。一天两顿，一顿干的，一顿稀的。
听着清苦。可就是这么两顿，在很长很长的历史里，也是要算着吃的。